倪久龄抗战题材人物画赏析

2015.11.24    浏览次数:1188

扬民族正气  唤时代精神
——倪久龄抗战题材人物画赏析
王昌复/文


    优秀的绘画题材背后,无疑隐含着用有声语言或代替思想的文字语言可以叙述的“故事”,那“故事”愈悲壮、愈慷慨激昂,愈能震撼人心;反之,倘若那“故事”缠绵悱恻,同样也可以令人心绪如水面拂过长风,微起波澜。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欣赏倪久龄先生抗战题材绘画作品,令人心潮澎拜,感悟颇深。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76万日军,消灭日本关东军18万,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近几年,倪先生以抗联为题材,创作了一批作品,如《露营之歌》《白马》《依稀长白月初升》等,堪称经典之作。
    连环画《赵一曼》是倪先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他谈到创作体会时说:“赵一曼面对敌人严刑逼供,仍坚贞不屈,置个人生死度外,‘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在刑场上,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儿女舍身取义的壮举,能不让我们动心吗”。
    绘画是靠“形象的力量”来说话的。它依靠的是画面造型的结构关系、笔墨调子的轻重缓急、章法的聚散开合,以及作品整体上的“肖像性”,来表现画家的思想指向和情感特征的。纵观倪先生的绘画创作,无论是恢弘的主题性创作,还是信手拈来的水墨小品,他都无不是遵循了上述原理而进行创作的。倪久龄先生的《革命烈士诗抄》,就在我接触作品的那一瞬间,心灵立即震撼,思想、情绪在他的画面扑入我们眼帘的那一瞬间,向着一种无上崇高,甚至是无上壮烈的境界加速飞升,这种审美力量所依靠的无疑就是绘画的“形象力量”。
    倪先生的《抗日歌》,虽然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但却蕴 含了“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创作出的力作。此作视角、手法虽然并不独特,却是独以“写实主义”的真实再现,才能够以视觉的“真实感”而令我们观之心潮澎湃,触动我们的心灵。同时,能够以“不违真实的表现”来表现他的画面,才能真实表达出自然环境与生存环境的极端恶劣的坚持斗争的民族精神,正是对这样的坚持的“表现”,才能够“真实”地传达出抗日战士坚定的决心和不移的信念。所以,只有在“自然主义”真实再现前提下的“现实主义”式的“表现”,才能够令人信服地塑造出在难以想象的极端严酷环境中生存得犹如冰雕雪塑般刚毅英勇的志士群像;才能够在这样的“表现”中,使画面充满了崇高的力量;才能令我们观之以后,情绪能够长久地激动不已。
    倪先生在抗战系列作品中,没有炫耀技巧,也没有用哗众取宠的夸张手法。在艺术语言表达方式上,他使用的基本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把再现社会真实的“写实主义”与以主观感受为出发点的“表现主义”手法的融合,这却是一种综合既有艺术表现手法的“旧词新用”的方法。所以,可以说这是现代“语言学转向”意义上的立基于现代文化思维成果基础上的“现代语用”,其体现在作品中的创作思维过程中的智性因素,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倪先生说:“抗联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这正是我要创作这组画的理由。”艺术家自己谈的创作体会,往往比评论家的评述更有力量,在表现重大现实、历史题材时,他所追求的确实不是在讲一个戏剧化的故事,而是高度尊重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通过“精神的真实再现”,去表现那弥足珍贵的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
    在原则上,倪先生对画面“精神的真实再现”的关注,实际上就是中国古典绘画美学所说的“远神”的现代活用。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清•王士《池北偶谈》《香祖笔记》中,都提到了“远神”这一审美概念。其中,《香祖笔记•卷二》曾举七律佳联,如高季迪之“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曹能始之“春光白下无多日,夜月黄河第几湾”等联句,认为这些联句皆是借“专名”以助“远神”的明证。于是,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远神”的通俗的解释,在表层文化形态上,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画论中的“形神兼备”一语中的“显形神采”,背后联系着的具有中国文化本真精神属性的“隐形神采”。而在本质上,这个“隐形神采”,应当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重视人的生命价值,高度尊重“唯人为贵”的思想在审美领域的具体显现。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唯人为贵”与“远神傲物”是联系在一 起的,这即是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中所谓的“远神傲物,唯人为贵”。所以,仅仅从技法表现角度看,也确实能够证明倪先生的这批作品,同样是前述“旧词新用”意义上对中国传统 审美文化精神现代活用的变现。是以“旧词新用”的方式,来完成悲剧在 欣赏者心灵中的心理转换的,当然,这样的“心理转换”,却是审美接受者在看了他的作品之后,在持久的回 味中完成的。所以,只有“真实”,才能够使读者觉得可信,欣赏者才能 够通过这“可信”的画面,深深地沉迷于画中人物的命运之中,并令自己 的思想情感与画中的人物融为一体。 我们也因此看到,虽然是以内蕴了“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因素的“现实主义”手法,来画他的抗战作品的,但是他最终还是按照天然存在的样子,以直觉的方式把握住这个题材的“远神”意义上的“形象”的结构而使作品具有特殊艺术魅力。
    倪先生在作品中捕捉到的这个“天然存在”的“形象的结构”,是令人极为满意的。事实上,对一件优秀的绘画作品而言,事先是个什么样子,似乎早就形成了,所以画家只要绝对真诚,不必为虚构真实而忧心忡忡。这一点对画家的创作来说,似乎特别重要。它可以理解为真正的优秀作品都是天设地造的,画家仅仅是第一个看到作品天然存在的样子并把它“真实表现”出来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接受者的目光接触到这样的“真实表现”时,获得的无疑首先不是思想和语言的教诲,而是直入灵魂的情感撞击。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合乎中国画发展变化与合乎当代人文精神逻辑发展的合一的产物。
    倪先生作品中表现的精神,就是现代人需要的精神, 仅以他的绘画风格中显现的特殊的“视界”而论,使得他的目光能够穿越历史的迷雾,看到他画中的历史人物的本真存在。清亮明澈、机智敏锐,是画家审视历史的眼睛。而正是这样的眼睛,使得他画中的罗世文、闻一多、瞿秋白、杨靖宇、赵一曼等代表了先烈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展现了他们活着的精神。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对历史进行崭新的诠解、阐释的产物。也许是画家感悟到现代人的人文光芒已经有些黯淡,现代人敬仰的人物不再是完美的人性的标则,所以,才想到要回复到历史的共时空间,用他的这些画作,为黯淡的当代人文精神点上一盏盏温暖心灵的明灯。
    倪先生的这批作品还有一个突出的基调是“空”、“静”、“默”。《依稀长白月初升》就是一种深谷沉默、宁静的空泊,一种把无尽的思绪、强烈而激荡的感情全部压抑、控制过之后的沉寂,一种典型东方式的对人生的态度。它表面娴静、无为,流水行云,但在每一个空间里都能令人感到一种雷鸣电闪般的狂暴的激情。这是一种端庄、幽雅而凄楚牵人的默,一种渴望后隐忍,隐忍中的明达、淡泊,一种极其精神化的空静。在这儿,一切都升华了、消失了,只留下一缕深邃的精神旨趣,一种对人、人生、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认同、理解、思索。它不仅越出了同时代人,也远远越出了他自己。
    倪先生的人物变形非常大胆,往往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挥洒,但又丝毫无玩弄笔墨之意。恰恰相反,他总是异常认真而为之。在他笔下,变形只是为了更强烈、更充分、更深层真实地表现人物的存在。《革命烈士诗抄》不囿于人物形象本身,有艺术家对这一人物的感受、理解,对他或她身世命运的评价。或许正缘于此,加之他那深厚、扎实的传统造型能力,使笔下的变形显得更美、更优雅。它们常常在最洒脱、最随心所欲之际仍存有一种无形的深刻的凝聚力和明显的历史使命感,给人以很深的潇洒飘逸而骨气卓然的感觉。
    纵观倪先生作品,他全神贯注于历史,力图准确地再现 历史精华,弘扬民族正气。他的《露营之歌》在构思和表现手法上,极力摈除主观情感,认真分析、探索人物的特殊命运、时代背景、心理及个性气质,一扫以往的程式化、概念化倾向,从造型上奋力突破,尽量赋予每一个人物以完全独特的、符合时代的性格及精神面貌。形象刻画极其严谨、客观、冷静,每一个人物都能显示着一种逼真的历史感。从审美观念上看,作品多具有朴素、大方、庄重的美,单纯、凝练中聚集、积压着力量。他的中国画传统功力深厚,许多人物只以线勾勒而出,略略皴之,而线的转折、起承、变化无不冷峻、犀利、准确,充满分寸感。那种新颖的画面构建,既有着精神上的灵动酣畅韵致,又不醉心于笔精墨妙的传统章法。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着意布陈,相互渗透,表现适度,尤其是墨与线的智慧、色彩与形式的生动都是画家心灵感悟的绝佳艺术表述。
    艺术,是由人们智慧迥异之理想释放累积而成。在艺术打动人的视觉效果与心理骚动之中,有一股美妙的情感力量,那就是“精神”,艺术精神作为文化整体表现的一种主要机制,她吸收、抗拒、保留、转化着人们的审美要求,形成了主观上的需要选择、拒斥和修正。作为艺术家,倪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虽经历劫而不灭,就是因为有其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艺术家的崇高使命,就是要讴歌民族正气,呼唤时代精神,使自己的每幅作品,真正成为反映历史和辉耀当代的一面镜子。

来源:杂志《同泽书画》2015年第3期(总第五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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